据加拿大《明报》报道，近几年来移民配额“重亚轻拉美”的方向，似乎印证加拿大移民部高层台面下有一套“国家识别”(Country profiling)的移民政策。
加拿大麦克琳杂志(Macleans)最新一期文章指出，从联邦移民部副部长耶茨(Neil Yeates)办公室泄漏的《移民年轻第二代的政经成果》(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of Second Generation Youth)报告，提及“中国和南亚移民由于大多拥有大学以上的高学历，容易获得高等技术工作”，相较之下，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移民的第二代小孩相对不容易取得高等学位，和土生的加拿大年轻人比起来，“他们有较低的教育水平，结果也谋到较低阶的工作”。

移民通讯杂志LEXBASE总编辑、温哥华知名移民律师柯兰(Richard Kurland)透露上述消息。他指出，从事移民事务的业界人士对以上观点毫不陌生，甚至戏称为公开的秘密。

他指出，一直以来，移民部官方根据族裔与国家，长期收集新移民和下一代的表现；尽管官方否认他们从表现最好的族裔中开放更多的移民配额，但数字证实，自1999年以来，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国，平均每年有6万人抵埠，而同期从加勒比海输入的新移民急遽下滑；C-51移民法实施后，牙买加移民申请配偶团聚要等上1年半，是移民部标准程序的3倍，而新德里等候时间只要6个月。
根据该杂志访问加拿大移民部资深官员透露，中国和印度带来政经程度高的移民，更能符合加拿大的前景。

然而，另一份统计数字却透露这项隐含“国家识别”，只重视经济成果的移民政策不见得奏效。统计局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，低于1/4的新移民能够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，远比土生加拿大人低。显示新移民在移民加拿大后，专业能力无法发挥，在原居地的政经地位也无法移植加拿大社会，因此“顶着博士学位的新移民去当出租车司机”的事情时有所闻。